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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志华:自杀者的背后 成年“杀马特”和中国“边缘人”

2023-04-11 | 优讯舆情 2019 舆情监测 社会热点分析 网络舆情 舆情分析 网络舆情监测 热点舆情分析

​​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一、突发事件凸显深度调查的重要性

在公安通报后,较早出现的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成为很多人了解事态真相的参考文章。

​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网民和媒体都习惯于在朋友圈阅读和转发文章,而对于线下的真正现实生活缺乏参与的兴趣,迷恋网络流量景观,导致了网络情绪的大爆发和情绪传播的大流行,常常引爆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舆情。这就空前凸显了深度调查的重要性。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武汉疫情爆发期间还是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记者受制于各种宣传提示和纪律约束,未能抵达新闻现场,或者仅在外围打转,文章未能打动人心。真正的红利属于那些商业化媒体,此次《三联生活周刊》的关于四个自杀青年的深度调查,就引发读者的关注,并收获了敬意。

​二、他们困在“进不了、回不去”的心理牢笼

我们会注意到,四个自杀的青年都是农村青年,都带着过上好日子的想法出来打工的。这种想法甚至不能说成是理想,因为这会拔高他们改善生活的本能而朴素的想法。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收入,有的收入还算不错,都用上了社交软件,接触到了现代生活。

​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接触到了现代生活,他们前进不了,不可能实现阶层的跃升;又回不去,或者回去了又接受不了原生家庭的贫困现实。这让他们困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精神上、道义上无从解脱。

​更可能的引爆压力的导火索是,在当下中美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国碰撞的压力传导到了社会的每个神经末梢,这种压力化作个体的生活切身痛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导致收入降低。原先脆弱的生活水平和人生尊严,再也难以维持了。

​多年前在一些小镇青年、中专院校学生、外来打工者等年轻人群体中出现大批的“杀马特”,曾经作为社会一景引起很大的关注,也有研究者进行了研究。此外,一些生活失意的人在网上相约自杀,也是一直都有的社会现象。不少“杀马特”从多年前的少年走到今天,生活处境或许并未改善太多,尤其是精神生活,可能更显逼仄,因为需要面对生活的真相,需要融入社会,赚钱养家,难免导致压力与日俱增。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34岁的刘志永,自杀的时候还染着红发。或许在精神上,他依然是杀马特。杀马特的打扮,是他这样的群体的无声的呐喊,是针对社会无视而进行的无声但也无力的抵抗,是他们吸引社会关注、体现存在感的唯一方式,但是常常也被认为冒犯了社会,呐喊自然也被忽视了。

​要防范的是,在今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工资的降低、劳资纠纷、人机关系的紧张等都可能加大生活失意者的精神压力,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些长大了的杀马特,理应受到关注。媒体的宣传可能产生渲染和感染效应,网信部门可能需要加大对类似现象的监测。

​三、自杀者是典型的中国式“边缘人”

我们从这些自杀者的身上,能够看出中国式“边缘人”的一些特点。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这个概念出现后,各个国家文学诞生了不少典型形象,社会学研究也着重考察了这种人的特征等。

​上述几个自杀的年轻人具备了典型的“边缘人”的特征,就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者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由于性格或者心理问题不能融入新环境,被孤立或者自我孤立,从而成为他们原生环境和新环境直接徘徊的边缘人,遭遇了文化的、心理的排斥。本质上是被生活抛弃的人,最终自我放逐,自我抛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下有无数的边缘人。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从家乡到异乡的迁徙者、城郊农村因为拆迁一夜暴富却陷入人生困惑的拆迁暴发户、因病因失业一夜返贫坠入底层的中产失意者、来到中国留学的非洲黑人留学生等。杀马特群体是中国最早曝光的边缘人群体。

​之所以称上面四个自杀的年轻人为中国式的“边缘人”,因为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中国特色的农村户籍制度,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阻碍,让他们难以真正成为城市人,享受到某种福利并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农村户籍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多人那里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这种户籍制度当然不是他们自杀的原因,但是无疑是导致他们成为边缘人的一个因素。

​四、防范“中等收入精神陷阱”

我们当下还要防范一种“中等收入精神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接下来的十年,对于中国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中等收入精神陷阱”,尤其在未来十年,也将是中美加剧竞争的十年。美国多个政界名人都表示对于未来十年的极端看重,中国更是不容有失。

​中国几十年迅猛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不能否认,物质主义导致了国民精神文化内卷焦虑、社交时代个人原子化的主体性丧失,以及无数人失去故乡后的精神漂泊。

由于整个社会都在爬坡,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负重前行,物质财富虽然大为增加,但是国民的精神是极度焦虑的。

​在社交时代,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绝大多数群众都成了网民,成为网络中一个个原子,只是流量世界的一个小水滴,这大大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失去了自我感知能力和历史社会中的精神定位能力。

​由于拆迁、农民上楼和离乡打工,无数人失去了家乡,再也回不去,城市里面的生活又充满加班和心理高压,导致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漂泊。

​五、如何改善上述这种社会现象?

除了继续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两会以来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希望各地将这种边缘人纳入调查关心的范围。此外,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无疑也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解决,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当然,最重要的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减轻年轻人的就业痛苦指数。就业难,已经成为击中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痛点的一个突出难题,影响了他们的群体情绪,也影响了网络舆情的爆发频度和烈度。

​可以说,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是抓住了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发展经济的牛鼻子,还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毕竟,民营经济的“56789”(中国的GDP里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密码”。

作者简介:燕志华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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