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情概述

5月10日，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根据《条例》规定，婚姻登记将“全国通办”，且在办理结婚、离婚登记时不再要求出具户口本。新规还鼓励婚姻登记机关提供个性化颁证仪式，可邀请父母等亲属参与；首次立法要求地方政府治理高额彩礼，倡导简约适度婚俗，推动移风易俗等。婚姻家庭律师表示，新规将给婚姻登记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便利。虽然登记方便了，却不能“随便”，当事人要对自己提供的证件和材料负责，相关信息还会记入信用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条例》中没有再提及“三十日内”等代表离婚冷静期的字样，但民法典规定离婚冷静期为30天，《条例》应依据民法典执行。也就是说，在民法典没有修改相关条款的情况下，离婚冷静期依旧存在。对此有网友调侃称：“结婚免密支付，离婚拼多多砍一刀。”

二、舆情数据

#5月10日起结婚离婚都不用户口本##结婚离婚为什么不需要户口本了#等话题登上多平台热榜，阅读量累计超过2亿人次，全网讨论超过10万条。

三、舆情背景

（一）结婚人数多年持续下滑

自2013年触及1346.9万对的结婚登记峰值后，我国结婚率便开始了持续的下滑，尽管2023年出现了一定回升，但在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有610.6万对，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日前，民政部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15.9万对，相比10年前高峰时期少了近一半。

（二）婚姻自由与个体自主性增强

在现代社会，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念，逐渐从传统的家族联姻向追求情感契合转变，更加注重个体的情感需求和自主选择。尤其是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她们在婚恋中的自主性也更强。现代女性不再依赖婚姻来实现经济保障，而是更注重婚姻中的情感支持和个人成长，这种变化也促使婚姻关系更加平等和多元。

（三）人口流动与社会结构变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跨区域流动，异地工作和生活成为常态，现代社会治理也亟需适应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及时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此外，尽管户口本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较为突出，但究其根源，仍是计划经济和过去城市资源有限的产物。历史地看，当前在各个领域逐步降低户口本的作用，属于顺理成章之事，有其必要性。

（四）政府社会治理转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更加注重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逐步从“管控型”向“服务型”社会治理转型，从而实现对公共服务流程的优化，减轻群众负担。具体来看，在职能优化上，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单向管控”到“多元合作”；在决策机制上，从“行政主导”到“公众参与”；在资源配置上，从“行政分配”到“市场调节”；在治理目标上，从“社会稳定”到“社会幸福”；在技术应用上，从“传统管理”到“数字赋能”，上述转型已成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必然选择。

（五）技术发展服务现代生活

当前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政府部门已能够更高效地核实身份信息，防止重婚、骗婚等现象，同时还可通过全国婚姻信息联网、生物识别技术等技术手段，保障婚姻登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减少对传统纸质证明的依赖。

四、公众反响

（一）支持态度

一是认为将提升婚姻登记操作的便利性。新规实行后，办理结婚、离婚登记时将无需再为准备户口本而奔波，亦无需再返回户籍地，对于在异地工作、生活的人群，将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经济成本。

二是认为体现了对婚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一方面，可以绕过传统家庭干预，避免出现因跨民族或彩礼问题等导致父母阻碍结婚的情况，进一步保障个人婚姻自由。另一方面，解决了因户口本被控制而无法离婚的问题，对于家暴受害者而言或可更快更好脱身。

三是认为新规将倒逼个人更加谨慎对待婚姻。新规对进入婚姻流程的简化，在客观上将促成个人强化自身在婚姻登记中的责任意识，更加慎重对待婚姻大事，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信息及登记行为负责。且新规虽然简化了流程，但并未削弱家庭在婚姻中的作用。相反，通过鼓励邀请父母等亲属参与颁证仪式，新规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个人自主与家庭责任。

四是认为新规是户籍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两者在三方面实现了协同：打破户籍壁垒，推动身份管理扁平化，助力“人户分离”常态化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技术治理，提升婚姻登记的智能化水平，支撑户籍数字化改革；重构家庭关系，适应新型城镇化需求，呼应户籍改革中“放宽落户限制”“集体户扩容”等政策。

（二）质疑态度

一是提出增加被他人冒用身份风险。流程简化后，未成年人或偏远地区人群可能被诱骗登记，还有身份信息遭冒用的风险，对各地民政部门履职尽责、严格把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提出影响家庭亲子和睦关系。子女隐瞒父母秘密领证，导致父母对子女婚姻状况完全不知情，传统“把关”作用消失，可能引发代际矛盾。

三是提出草率结婚或埋更大离婚隐患。流程便捷化可能导致部分人群在冲动之下轻易进入婚姻，而未充分考虑婚姻的责任和义务，也可能导致部分人因缺乏家庭约束而冲动结婚或离婚，增加了后续矛盾的风险。

五、争议焦点

（一）婚姻制度“宽进严出”遭诟病

当结婚登记日趋便捷化，“离婚难”却已成为一种公共话语符号，在网络舆论场形成周期性爆发的特征。此次新规降低了婚姻进入门槛，也再次将“离婚冷静期”带上风口浪尖。离婚冷静期生效至今，副作用已十分显见：一方面，它被认为是对离婚自由的限制，尤其在家庭暴力、出轨等法定离婚事由认定困难的情况下，冷静期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枷锁；另一方面，诉讼离婚中的“首诉不离”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离婚的难度，使得离婚变得更加复杂和漫长。根据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自2021年实施“离婚冷静期”以来，协议离婚占比从2020年的86.1%降至2023年的71.94%。与此同时，诉讼离婚占比则从13.9%升至28.06%——从这个角度看，离婚冷静期似乎并没能对婚姻起到黏合作用。婚姻制度“宽进严出”，被认为可能进一步削弱婚姻制度的吸引力，导致更多人群“不敢结婚，怕离不掉”。

（二）新规措施并未触达结婚人数下降本质

减少环节、简化流程只是让进入婚姻的动作变得更简单，但没有结婚意愿的人不会因此就选择结婚，如同想要离婚的人数并没有因离婚冷静期的存在而减少。近年来，诸如全面放开三孩、增加婚育假期、设置离婚冷静期等政策干预的效果同样有限。从网民讨论来看，经济压力与婚育成本高企是当前社会低婚育率的关键因素，昂贵的结婚开支令年轻人望而却步；社会竞争与时间成本也有重要影响，“996”工作制和高强度职场竞争挤压了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许多人疲于应对生存压力，无暇顾及婚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面临沉重的育儿负担。新规措施并未触及经济压力等深层次问题，要有效应对结婚人数下降的挑战，需要从经济支持、观念引导、社会文化包容等多方面入手，构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三）“父母是否应干预婚姻”引发分歧

在传统家庭观念中，父母通常被视为家庭的决策者，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被认为能够为子女的婚姻提供重要的指导。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婚姻选择往往有较大的话语权，甚至会直接参与婚姻的安排。新规支持者认为父母过度干预会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而反对者则担忧年轻人缺乏独立判断能力。这种争议反映了传统宗族观念与现代个体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将婚姻视为个人选择而非家族事务，这种观念与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纽带松动的社会现实相呼应。

六、思考与启发

办理结婚、离婚登记不再要求出具户口本的政策调整，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婚姻观念、家庭结构、治理模式及权利意识等方面的深刻变迁。相关讨论则一是反映了公众对平衡婚姻风险防范与公共治理的诉求，如提出政策在简化流程的同时，面临如何防范骗婚、重婚等风险的挑战。二是体现了公众对婚姻自由与秩序平衡的关切，如社会质疑婚姻制度“宽进严出”，离婚冷静期制度虽旨在减少冲动离婚，但也可能加剧家暴受害者的困境。三是显示出公众婚姻价值观正在重塑的过程中，如舆论热衷讨论彩礼问题，新规通过减少家庭对彩礼的干预间接推动婚俗改革。四是凸显出婚姻教育的需求，如部分年轻人因缺乏独立经营婚姻的能力，陷入“既想摆脱控制又惧怕自主选择”的矛盾心态，加强婚前教育、心理咨询等配套服务，成为政策落地的必要补充。整体来看，此次新规是社会多重思潮交织下的制度革新产物，既有赖于技术赋能和治理现代化，也是个体权利觉醒与传统家庭观念碰撞的结果；既顺应了人口流动、数字化社会的客观需求，也面临如何平衡自由与风险、传统与现代的深层挑战。

声明：本篇为优讯舆情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