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政府是应对公共危机的涉事主体，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直接影响危机的舆论热度。在诸多舆情事件中，由于网上引导和线下处置脱节，“中国式危机公关”大行其道，单向删堵等行政管控手段更是引发舆论场广泛质疑、批驳和揭露。本应权威的官方消息“一锤多音”，舆论场展开激烈的观点博弈，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彻底激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几乎每一起舆情事件中，网民饥渴亢奋地参与到“信息拼图”中，并以此获得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满足感。单从网络向度观之，多口径表达助推舆情波澜，信息权威性在其他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下层层消减，官方声音的舆论引导力更多时候面临递减的困境。

中国社会整体上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和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缘于利益冲突的很多潜在矛盾逐步显性化。此起彼伏的各类突发事件，描绘出风险社会中不同主体利益纠葛的复杂图景，网络议题作为公民意见与社会关系之间纽带的意义表现得日益突出。在各类危机事件中，围观方通过网络积极参与讨论爆料，涉事方辄试图主导议题撇清责任，加之习惯了浅阅读的部分网民“信口喷随手转”，导致情绪化的声音“一公里宽、一米深”。当这些事件、现象、认知呈现在舆论场，往往能引发公众的思考、讨论及观点交锋，甚至影响事件的趋势和走向。客观而言，由于网络舆论具有随机性、草根性等特质，所以也谈不上深挖信息的本体根源，更多参杂着个人泄愤的挑战公权力的非理性因素。这些无序的信息公开导致议题宽泛，大大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移动技术带来的工具优势为突发事件添加了新的参与变量。众所周知，任何舆情都是时事民生的镜像和缩影，这些虚拟投影有一个常被公众诟病的共性特点，即网上谁都可以发表观点，但谁都不用为观点负责，网民的一切言行都不被标识和界定。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网络舆论成为社会变化的敏感地带，其匿名性只强调权利而淡化了责任，客观上使得网络变成了一个道德和责任的“真空平台”。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许多网络热点问题，大多与社会负面信息密切关联，一些怀有特定意图的人散布不符合实际的偏激言论，甚至撩拨公众情绪攻击体制，如舆论引导不力，还会在线下啸聚冲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由此对危机事件的进程和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舆情的发生、发酵及线下效应的蔓延，呈现出不同的舆情态势。公共危机出现后，受舆情热点程度、影响层面、网民情绪等实际因素影响，网民自我表达的欲望空前高涨，自觉自愿地参加舆论博弈场域的构建。与此同时，某些利益群体或集团借机炒作哗众取宠，以实现其特殊的经济或政治目的；部分网民“以丑为美”，乐意传播扩散小道消息，通过围观恶搞“怒刷”存在感。局面的混乱、信息的真空，导致舆情连锁效应不断放大。在网络一片嘘声中，对抗情绪在公众的“朋友圈”里弥漫，无声无息中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单独的危机事件也由点到面、由此及彼，从一事到多事，从一地到多地，逐渐演绎成网民争相参与、恶搞围观的“舆情顺风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