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情概况

2026年7月27日，《南京日报》评论版刊发文章《“唐朝不存在”伪史论的歪风不打不行》，开篇即称“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伪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电话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该文随后被多家媒体跟进转载，迅速引发网络热议。

7月30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向澎湃新闻等媒体明确回应：不存在部分媒体报道的有自称“伪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陕西文旅属于“躺着中枪”。目前已经和原始发布消息的媒体及作者取得了联系，沟通进度是对方承认报道不严谨，后续会处理。陕西省文旅厅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有相关法律责任需要追究也会追究的。

此外，有网友致电该评论文章作者吴云青并公布通话录音。吴云青承认“文章开头不严谨”“信源不是很严谨”，该消息并非来自陕西官方，而是自己从网上看到的帖子，未向官方核实。

二、谣言的产生、发酵与破灭

此次舆情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由“网络碎片信息”经“权威媒体误读放大”最终形成“全网热点”的案例。其演变路径可清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信源潜伏期：脱离语境的“网络段子”被当真

谣言的“种子”源于个别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夸张言论或段子。“伪史论”是一个长期存在于互联网亚文化圈的复杂现象，部分网民会以戏谑、反智的方式发表“XX朝代不存在”的言论。这些帖文多为碎片化的情绪宣泄，并非真实发生的群体性电话骚扰事件。然而，这些零散的网络痕迹被当做“正在发生的事实”捕捉，为后续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二）舆论引爆点：“大V”截图与媒体的“评论先行”

舆情的质变发生在两个环节。首先，网络“大V”对零散的“伪史论”言论进行截图并二次传播，构建了一个看似完整的“伪史论者正在大规模骚扰陕西文旅”的虚假叙事场景。其次，7月27日《南京日报》发布评论文章，将未经核实的网络帖文作为确凿事实依据，开篇即称陕西文旅遭“持续多日电话骚扰”，并由此展开严厉批判。这种“评论跑在事实前面”的操作，成为了谣言扩散的加速器。

（三）全面发酵期：更多主流媒体跟进与标签化传播

《南京日报》的文章迅速被观察者网等主流媒体跟进转发，“陕西文旅遭伪史论者骚扰”的话题登上热搜。此时，公众的注意力完全被“伪史论者竟敢公然挑战权威”的戏剧性冲突所吸引，鲜少有人去求证原始事件的真实性。一个基于虚假事实的批判，在传播中反而坐实了虚假事实本身。

（四）真相澄清与舆情反转

7月30日，陕西省文旅厅正式向澎湃新闻等媒体证伪。至此，这场舆论风暴正式成为一场“虚空画靶”的“闹剧”。但截至当日，仍有不少媒体并未删除原文或道歉，留下了舆情处置的“长尾”。

三、陕西省文旅厅的应对策略

面对“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局面，陕西省文旅厅从一开始的被动沉默，在话题冲上热搜后转向了主动澄清。

（一）初期的失声与被动

在7月27日至29日的舆情发酵期，面对“被骚扰”这一虚假新闻，陕西省文旅厅始终保持沉默。这种沉默的背后，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未能及时注意到该谣言在网络上的出现与发酵，从而造成了澄清工作的滞后；其二，则是虽然已经注意到了相关动态，但在客观上陷入了一种“无法自证”的困境——毕竟，要证明“一件事未曾发生过”，远比证明“它发生过”要困难得多。在喧闹的舆论场中，这一阶段的沉默，客观上将宝贵的窗口期拱手相让，使得谣言得以毫无阻碍地迅速蔓延。

（二）事实澄清期的精准定性与话术反击

7月30日，陕西省文旅厅正式向媒体作出回应，其中不乏策略亮点。例如，主动选择向澎湃新闻等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发声，确保了澄清信息的权威传播层级；使用“躺着中枪”这一极具画面感和共情力的网络语言，迅速消解了该事件的严肃冲突感，将自身置于“无辜受害者”的位置，赢得了舆论同情。

此外，陕西省文旅厅一方面澄清事实，另一方面表明“已联系首发媒体，对方承认不严谨”，并强调将依法追究责任。此举不仅切割了不实报道，更将追责的矛头指向了制造和传播谣言的媒体，实现了责任主体的转移。

（三）长尾处理期的主动议题设置

在辟谣之后，陕西省文旅厅可以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引导。尽管“电话骚扰”是假，但网络上“唐朝不存在”等极端伪史论调确实存在。文旅厅可以借此契机，联合文物部门、教育部门及主流媒体，发起“守护真实历史”的公众考古或线上科普活动，将此次“被碰瓷”的流量，转化为一次成功的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传播战役，从根本上抵消谣言的恶劣影响。

四、谣言滋生的土壤

这起“虚空画靶”式谣言之所以能迅速引爆舆论，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土壤：

一是网络亚文化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实。谣言虽假，但伪史论的传播是真。在抖音、B站等未成年人聚集的平台，打着“颠覆认知”旗号的伪史论内容确实容易吸引流量。这种对历史的解构和虚无，构成了公众对“伪史论者会走火入魔”的心理预期，使得相关谣言易于被相信。

二是媒体的评论饥渴与事实核查的惰性。在快节奏的流量竞争中，部分媒体热衷于追逐能够吸引目光的“新闻批判点”，以至于忽略了新闻工作的基本操守。此次事件中，媒体便是急于讨伐“伪史论”，但却忽视了对事实根基的核查。

三是被“标签化叙事”裹挟的公众理性。“唐朝不存在”的荒谬主张，与严肃的“陕西文旅厅”组合在一起，天然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热搜脚本。公众在情绪化的愤怒中，很容易忽略对“此事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一核心问题的追问，从而不自觉地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节点。

纵观此次乌龙事件，媒体如果缺乏对事实的敬畏，则任何看似正义凛然的批判，都可能沦为一场自导自演的舆论闹剧。而“躺着中枪”的陕西文旅，恰恰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完成一次关于历史尊严与真实的全民科普，将闹剧的终点，变为正向传播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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