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鲍某明案有了最后结果，调查组给出了通报，鲍某明也被驱逐出境。

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虽然通报中谴责了鲍某明，但是最后对他的处理——驱逐出境，却是由公安部门通过另外一个案件宣布的。将两个案件的结果放在一起公布，起到的社会效果是让网民情绪获得了极大的安抚。

此案调查组和李文亮事件调查组的相同之处，就是调查过程都比较漫长，距离结果公布都有一段时日。李文亮案由于体制内外和国际因素纠葛，极度复杂敏感，需要相当谨慎，而鲍某明案，则和体制几无关联，应该说没有敏感之处，但是依然迁延日久，只能说可能是法律的适用遭遇了困难。此前，法律界已有猜测，鲍某明将难以定罪。从最后的结果看，的确如此。

从调查组公布的报告看，虽然鲍某明在道德方面存在污点，但是在法律上的确没办法追究。倒是此前一直营造未成年受害人设的韩某某最终“翻船”，利用了人们的善良，令人反思。

但本文需要谈的重点是，鲍某明案处理最为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虽然鲍某明脱罪了，但是在道德和情感上，网民却获得了安慰，因为最终的处理结果，鲍某明并没有全身而退，而是被驱逐出境。而这是两个案件互相嫁接的结果：调查组通报后，公安部门随即也公布了驱逐出境的处理。这样一前一后紧锣密鼓的安排，使得后者的结果在社会认知和舆论接受上，直接和“鲍某明涉嫌性侵案”的最终结局联系起来，等同起来。虽然逻辑上大相径庭，情感上却天衣无缝。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某种深思熟虑的议程思考。

鲍某明案，自爆发之初到日前出台正式官方调查结果，舆情渐渐趋于平息，中间历经了被告、原告、律师、媒体的反复报道和权益声张，引发了多轮舆情热点，成为全民关注话题，它最重要因素是本案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而这一点吸引了几乎每一位具有良知的网民。它的舆情框架构成，一方是企业高管、律师；一方是弱女子、未成年人，因此，这依然是一个老掉牙的舆情事件，符合“弱者即正义”的舆情心理。这种舆情事件，一般在一开始就会被舆情审判，并瞬间有了结果。一旦舆情审判有了结果，也就会在伦理道德和心理情绪两个层面，引发巨大的反响，并形成巨大的情绪性的成见固定下来。这其实也是新媒体时代“后真相”现象的一个社会心理基础。

如果详细考察“鲍某明涉嫌性侵案”的各方反应，会发现它具有显著的“后真相”特点：网络愤怒情绪高涨，至于真相如何，人们已经为舆情审判的结果所驱使，去振臂高呼、去激情表达；如果最后事件的真相和舆情审判的结果不一致，背离了成见和定见，那也平息不了怒火，反倒可能火上浇油，不少人会倾向于认为是给出结论者的公信力出了问题。总之，这种情绪性的成见往往和事件的真相之间产生冲突，而事件真相又往往败于集体性的情绪，因为这会导致另一种“沉默的螺旋”，就是理性的一方面对舆情压力，会保持沉默，而官方也不会轻易和数量巨大的网民群体保持距离，最终舆论场里往往只剩下情绪化、非理性的激愤的声音。这正击中了舆情时代的一个社会治理痛点。

也就是说，当全民性的情绪都被调动的时候，真相已经不再重要，这时候最为重要的是化解和安抚群体情绪，至于真相如何、当事人的生存环境如何，反倒降为第二位了。鲍某明案，就处于这样一个非常尴尬而重要的节点上：如果调查组不能成功对于业已存在的网民的情绪性怒火进行安抚，这个事件就没有完结，再加真相和舆情审判结果相差过大，具有反过来伤害公信力的巨大风险。

所以，迟迟未出的调查报告就面临着这样一道难题：一方面，法治社会，罪与非罪，界限分明，鲍某明道德堕落，但是的确没有触犯法律——哪怕触犯一丁点，他也在劫难逃；依然高涨的情绪性愤怒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构成社会治理的危机。这个近年来并不多见的“后真相”舆情事件，其实在考验着社会治理的智慧。

结果正如人们所见的，我们见证了一个积极的治理成果和舆论结晶，弥补了裂痕，营造了共识。调查组和各方打出一套组合拳，既公布了真相，也安抚了情绪，还让法律也无力的鲍某明身败名裂。

针对一个舆情事件，四方在同一天接连各自进行通报的做法是极为罕见的，其手段科学系、精准性和系统精细化让人不禁感叹社会治理水平达到的新高度。此案的经验，必将为未来类似复杂案件的处理打下可借鉴的善治基础。

以公信力建设面对群体性的情绪化挑战，或许是针对“后真相”社会的最好社会治理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微4月13日宣布最高检公安部联合督导鲍某某涉嫌性侵案之后，司法部在7月21日就发布了《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违规兼职等行为专项清理活动的通知》，已经点明“北京市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鲍毓明长期在企业任职，2006年取得美国国籍后隐瞒不报仍以专职律师身份执业，经媒体报道后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律师队伍的形象和声誉”，意味着这种多方综合应对之策，在7月份已经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