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威、集中到多元、个性化，“人人都是麦克风”，无论是开放的网络、微博等平台，还是带有半封闭性的点对点人际传播的微信，发声渠道便捷通畅，话语权回归公众。

之前多以政府和媒体主导监督，如今，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已经形成。发生在18年1月23日的“郑州城管撤梯”事件，涉事单位自1月26日至2月4日共回应了5次，而每次回应之后却都掀起了新的舆情升温，以致于事件持续发酵。公众从中所表现出来的监督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新媒介语境下，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常常被自下而上的“倒逼”取代，主流舆论的优势不再突出，网络平台占据议程设置的“先机”，轰动效应和放大作用显著。

如“严书记女儿”事件，因网上流传的一组微信群聊截图而起，形成“严春风舆情”，最终结果是严春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起影响面较大的舆情事件，议题设置来自公众，发酵于网络，主流媒体互补传播，相关部门出面，最终形成实质结果。

不仅舆情的触发点增多，而且参与者不再仅仅局限于舆情事件的利益相关者，为数众多的利益不相关的公众，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围观”，纷纷议论是“晴”好还是“阴”好，影响舆情走势。与此同时，“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时有出现。

网上“声音”分散而又集聚，且与现实社会高度融合。众说纷纭中又有“网上此刻最大声音”，并常常以批评监督为主，且伴有较强的情绪化，易调动公众，导致出现集体情绪的表达宣泄大于对事件真相的渴望，诉求表达往往表现出只论情绪不问真相的情形，甚至以情感主导下的判断和认知勾画事件的真相，表现出“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

社会转型发展期，舆情转化为舆情危机的风险加大，这其中既有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因素，也有“同质舆情唤起”的重要原因。网络传播中，在地舆情常常“溢出”，域外舆情多发“浸入”。曾经发生过的或反复出现的涉及民生、公共利益和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相关联或相类似事件发生后，会出现“唤醒”情况，导致舆情再燃，加剧舆情危机风险，并加大社会治理成本。

舆情演变中的两个“归因”轨迹值得重视：一是，舆情在动态发展中延伸出政治指向性，将事件的结果最终归因于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舆情平息仍主要有赖于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声，否则，“社会信任”便找不到最终落脚点。

由此可见，面对多个舆论场的相互渗透，以及不时出现的“舆情反转”事件，政府部门仍是完成舆情闭环的关键所在。在舆情应对处置中，政府部门要体现“担当”之责，直面公众诉求的勇气和人本精神缺一不可。切实推动问题解决，用及时准确的真相公布来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情绪聚集，提升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才是真正的舆情引导。

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积极拥抱互联网，是近年来政府部门致力耕耘的重点。而在将网上“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的努力中，不断呈现出的“新表达”也需要舆情应对思维与之调适。互联网“圈层化”“社群化”“群体极化”现象是应把握的主要“新表达”形式。

如今，基于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用户越来越被个人偏好、阅读习惯、网上行为轨迹所左右，在不自觉中被动远离多样化信息，且在各自的圈层、群体中相互反馈、彼此强化个人的观点，甚至偏见，出现了美国学者凯斯·桑坦斯提出的“信息茧房”效应。要从较高站位去思考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带来的社会后果。

从社会治理整体和长期的目的来看，政府与公众是“利益共同体”，不存在断裂，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究其原因，重点是要解决“不在他们的舆论场”的问题，要在社会参与方式和丰富宣传思想文化“载体”和“形式”上下功夫，以消除隔阂和对抗；要真正促成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多方融合，进而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网络反腐”的模式之变是可鉴的成功实例：从过去“爆料→介入”的被动模式转向“官方公布→舆论热议”的积极模式，“网络反腐”走向了官方主导的新格局。

新形势下，要充分了解和理解公众的表达诉求，打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善于设置议题，做好舆情的预警预判，有效防范和化解舆情风险，使政府和公众真正建构起网上网下共画最大同心圆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