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在于过去20多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劳动力被抽血，乡村走上了慢慢沦亡的进程，但是县城却几乎保持了精神文化完整性。虽然大楼也开始矗立起来，但是民风民俗、精神世界基本未变，构成了中国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后花园。县城的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但更多的年轻人因为浓厚的社会关系、熟人关系，往往进入体制，温饱不愁，不做房奴，成为消费水平颇高的“小镇青年”群体。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中国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三元社会”，那就是大城市和县城的二元对立。县城一方面对大城市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又充满不安。一个优秀的县城年轻人进入大城市，虽然前途看好，可是一旦安家落户，一个首付就能掏空县城中产家庭，沦为大城市吸血的牺牲品。这个现象的本质，是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对于小城市生产力要素的虹吸和盘剥。这反过来又固化了县城人群的文化和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成为城市化浪潮中城乡之间的一个孤岛。

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县城人群在面对新媒体时代的乱象的时候，一方面容易爆发传统道德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利意识随着物质财富的改善也在提升，面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他们又寻求网络帮助，引爆舆情。

从政治特点方面看，县级政府看起来承上启下，其实具有强烈的自成一体的封闭性特点，更具有强烈的“文化堕距”特点，也就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政府和地方官员看待世界的观点、立场具有明显的落后于时代一步的特点。表现在舆情意识和舆情应对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压制倾向。如果主政者缺乏网络时代的开明开放的意识，很容易指使手下做出违背舆情传播规律的事情，从而引爆次生舆情，给地方带来更大网络生态灾害。

理解了县城的政治特点，也就理解了今天很多地方爆发舆情的时候，为何常常导致更大的舆情，“阴谋论”和谣言满天飞。

一般而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涉官舆情，地方需要严肃地对待，毕竟官员涉及体制，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必须做好切割并消除影响，这需要非常谨慎。但是如果是社会性舆情，也就是和官员、权力缺乏原生性牵连的舆情，仅仅是社会新闻或者文化领域的舆情，那就简单多了。

地方政府只要秉持公平正义和法治的立场，进行严肃查处，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真相，往往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这个过程，地方政府处理态度愈是严肃，力度愈大，效果愈佳。

作为地方和外界打交道的县级政府的“先遣队”宣传部门，常常根据情况扮演三种角色。

一是撒花。将地方做出的政绩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向外传播，提升地方的美誉度；

二是灭火。地方出了负面新闻，灭火就成了宣传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这个责任其实非常重大，也常常做不好。兄弟单位惹的火，常常让宣传部门来灭火，这不公平，也常常做不好；

三是粉饰。这经常是第二个功能的延伸，就是为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狭隘的利益，会对外讲述虚假的故事，将真相隐瞒，或者为错误行为狡辩，甚至不惜走上枉法的路子。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旦县城爆发负面舆情，即便县一级部门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结果，往往也不会平复舆情，甚至激起更大浪潮。背后根源是县一级部门普遍缺乏公信力，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导致说啥都不能令人信服。

也就是说，县城舆情应对常常失败，根源在于公信力不足，甚至是公信力破产。

因此，当一个县域爆发了重大舆情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借位”充实公信力。就是向上面具有更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层级，借来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者专家，共同参与事件的调查和发布，这样发布的东西往往能取得网民的信任或谅解，实现舆情尽快的降温。

尤其是那些激发起网民道德愤怒的事件、引发全网关注的重大事件，必须要采取这样的办法，因为一旦在第一时间不能取信于民，那就可能导致谣言的出炉和“阴谋论”的传播，导致更大的愤怒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