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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志华：关于网暴和新京报，五个真相和一个建议
2022-01-27 | 优讯舆情 1444 网络舆情热点 新京报 刘学州 未成年人自杀 网暴 网络暴力作者：燕志华 博士 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少年刘学州之死，这两天在全网掀起了怒潮。中国人讲究“冤有头，债有主”，人们纷纷在寻找凶手，结果第一时间找到了两个：网暴和新京报。一时新京报被骂上热搜，新浪微博也关闭了那些曾骂过刘学州的小号。
人们如此义愤填膺，必欲揪出凶手而后快，新京报被骂得“闭关”（关了评论），那些可能网暴过刘学州的网民，也被轮番问候了三代祖宗。
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悉？对了，这就是网暴！
古代也有“网暴”，不过限于条件有限，无法上网，最多上树、爬墙，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抛白眼、围观杀头、吃人血馒头，今天因为有了网络，条件更方便罢了。这个没办法治理，也治不好。这是个人性问题。
网暴从来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干的，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十亿网民中，可以说有9.99999亿。因为道德是世界上分配最均匀的物质，没有人会抱怨分配不均，觉得自己道德不够、缺点德，甚至很多人自认为道德观爆棚，情不自禁要分享给他认为“缺德”的人，分享的手段不外乎骂和暴力。
即使是那些我们眼里最猥琐的道德罪犯，也会网暴，因为他可能良心未泯，更重要的是，网暴让他找回了道德自信，给了他心灵赎罪的感觉。善良的人们看到抢劫犯大骂强奸犯，会有一丝丝的感动。
每个人都可以网暴，每个人也可能被网暴。这仅仅是个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的问题。在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治理的社会，道德一旦享有太高的地位，网暴就不可避免。
网暴就是一种道德领域的以暴制暴。网暴什么条件下会改善？当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法治社会真正建立的时候，人们有了强烈的法律意识，有了尊重隐私、尊重人格、彼此不干预的意识的时候，随便骂人的风气，才会好一点。
而眼下中国，刚从农业社会走到城市社会，从农民社会走到市民社会，还将走到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步的路途上，因此，网暴会继续发生。今天是刘学州，明天就是李学州，后天就是你我他。
我们要客观看待网暴，说白了，网暴就是一大群自诩道德高尚的人们搞出来的极端的网络舆情。
过去的20多年，中国一直处于舆情社会的漩涡之中。舆情的社会基础，就是网民强烈的道德感、仗义感和血气方刚。一个暮气沉沉、缺少仗义的社会，没有网络舆情，因为任何一件道德事件，都激不起道德义愤，也无人愤怒声讨。社会躺平了，放弃了，没有愤怒了。愤怒表明还有激情，还能有所作为，还有期待，还有不满，希望社会更好。没有网络舆情，坏人将大行其道，因为再也没有道德的、道义的监督和惩处。社会在法律之外，缺乏制衡机制。
但网暴是极端的网络舆情，道德会杀人的。刘学州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所以，接下来如果看到有普通人引发了我们的道德冲动，能高抬贵手就抬高一分吧。或者在键盘上口骂算了，就不要“手骂”了。因为一来事件可能反转，会骂错人；二来，如果是个严重的错，那就是个法律问题，法律会惩处他；三来，道德的错，谁不会犯？
但是，贪官、名人，必须要骂！
如何在网暴强烈的攻击波中活下来，是个问题。毕竟每个人都可能遭受网暴。
很多明星被网暴得退圈了，抑郁了，出国了，普通人的下场，更加不堪。名人还有名气、社会关系、金钱、荣誉作为铺垫和缓冲，但是普通人，一旦被网暴，瞬间就被逼到墙角。人生逼仄得很，一道坎过不去，可能就真的过不去。
关于如何在网暴中活下来，或者说不要让它过多困扰自己，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跟社交软件绝交。
社交软件已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是人的延续；在社交时代，人成了媒介的延续。很多人养成了“社交人格”，凡事都要在社交软件上“卜一卦”，把事情摆在朋友圈或者软件平台，问问朋友圈、网友们的建议，特别在意他们的评价和看法。这就如同自己站在自家橱窗里，问路人感觉如何？殊不知常常遭遇恶意。
如果没有社交，世界将会怎样？当然这里的社交，指的是社交软件。事实上，我们祖先几千年都没有用社交软件，都活得好好的，他们的精神生活，远远比我们富足。社交软件是资本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剥削，有了它，我们再也无心看书了，“8小时之外”本来可以思考和学习，如今只能刷屏幕，乖乖给他们贡献大数据羊毛。导致今天的技术伦理和硬件文化，大大超过了人文文化，它的背后是压倒性的时代精神文化缺位，碎片化的情绪化的东西才纷纷泛起。
社交人格，让我们常常把私生活晒给社交平台看，就如同打开大门，给了他人介入我们私密生活的机会，结果不是冷风吹进来，就是有人进来后捎走东西。
作为普通人，一旦感到被网暴了，第一时间切断社交软件，全身回到线下，逃回老家，躲入自己私密空间，做点想做而没做的事。千万不要学好奇的狍子。
少年刘学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残忍地说，是死于社交，死于社交人格。（见《直播型人格和新型自杀》）
自己的身世、遭遇、心理历程、生活，都晒在了网络上，无数人介入了他的生活，雀占鸠巢，他反倒因此失去了生活，活在了他人的口舌和评价之中。
他的敏感的神经长出身体，和无数的留言跟帖链接了，他的身体成为社交软件的延续。留言评价引发他的心理波动，恶言恶语让他神经衰弱，终于脆弱到不堪一击。
可是现在，我们无力这么说刘学州，因为他本就是一个缺爱的孩子，他是希望从社交上面获得替代性的爱，获得人间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可是社交没有给他这些，反倒将他推向了绝境。
但即使刘学州没有自杀，他就能活得好吗？
最后，再来说说新京报。
风口浪尖，评价新京报，是个风险重重的事情。但是，我有发言权。如果有发言权，却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沉默，本身会削弱理性的声音，让理性的声音失语、边缘化，本身是不负责的行为。
大媒体都有错误报道的记录，甚至有作恶的历史。看看那些世界性的著名媒体，常常因为不当报道丑闻缠身，遭到舆论严厉批评，甚至走上被告席。媒体不是圣人，它们只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介，为社会上某些声音传递一个传播的机会。媒体是我们社会最大的第三方。只要信源是确切的，我们就很难说它是假新闻。在真相未明之前，新京报将生母的声音报道出来，也是一种报道的方式。如果不报道出来，对于生母的发声权利，也是一种不公平。
新京报作为硕果仅存的传统媒体之一，当然会犯错，会有丑闻，但我们要做的是批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要一棒子打死它。
没有新京报这样的著名媒体，事情会更糟糕。
我们看到过这样的真实案例：一个网民也曾痛骂新京报，但是在他有一次碰到了不公平的遭遇之后，新京报联系上了他，那个瞬间他泪流满面。
媒体可以杀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救人、助人。否则，主管部门早就动手了。
新京报作为著名媒体，要有挨批的气量，并逐步提高自己的道义和担当水平，更好促进社会的公正公平。
很多人提到了“平衡报道”，也就是求证报道，按照采访职业规则，在采访中，取得一方说法之后，需要再采访另一方，以求证并取得平衡，防止偏听偏信，信源失衡，也会贻误读者用户做出正确判断，并可能误导舆论。
媒体实施平衡报道的做法，常常是做连续报道，今天采访这个说法，明天采访那个说法，系列新闻更有益于媒体自身。从长远看，任何一个新闻事件都是平衡报道，因为一个声音出现了，对立的一方必然有话要说；你不采访，对手也会去采访。这需要一个过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新闻性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远非我们表面理解得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社会部件，深深嵌入了社会肌体之中。媒体死亡了，肌体也会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