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网上贴子流传杭州有女孩遭遇“敲门杀人”，公安机关认定为谣言。该谣言影响很大，一时人心惶惶；

近日网上出现了一段名为“杭州女子追骂日本女孩”的视频，经警方发布声明，被女人骂的女孩不是日本女孩，而是杭州当地人；

2020年7月，杭州女子吴某取快递被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并被造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2021年1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2020年7月，杭州来女士在家中离奇失踪，有传言说警方在小区化粪池发现其尸体，遭到警方辟谣。

杭州是一座高度“阿里巴巴化”的城市，城市的发展路径和未来愿景很大程度上和网络巨头深度绑定，这对于城市的业态分布影响深远，比如，杭州作为长三角的南翼，其业态就远比长三角北翼的南京更显年轻，这意味着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杭州常住人口1193.60万人，十年共增加了3235637人，增长37.19%，年轻人涌入，数据不能不说让南京深感羡慕。

一个以互联网业态为主、吸引大量年轻人的明星城市，新媒体的发达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根据2020年网红城市榜单，从网络热度指数、直播指数、潮生活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印象指数等5个维度看，北上广深等传统一线城市包揽前四，杭州荣膺第五名。再从新媒体城市排行榜看，早在2016年，杭州就因为强大的互联网基因脱颖而出，成为新媒体时代最受媒体人青睐的城市。

一个年轻的互联网城市，新媒体从业者高度聚集，这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显著的，网红城市脱颖而出；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以前指出的那样，媒体过于发达的城市，其传播风险指数也是直线上升的。

我们多次提出舆情事件中危机管理的“战略时段”的概念，也就是在事件爆发到权威部门发出声音之间的这个短促的时间段，一旦相关部门稍一迟疑或者保持沉默，流言、传言、谣言就就很容易传播，如果事件足够敏感，刺中社会隐秘心理，往往就开始爆发。我们看杭州几次大的谣言爆发，往往是在大事件之后，而且是在相关部门未能给出权威信息之前。这是新媒体时代谣言爆发的一个规律。

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特立独行，价值观上表现为独立见解，并超脱于传统的宣传话语之外，给传统的宣传带来较大的挑战。因此传统的社会治理宣传常常难以触达他们，或者即使触达其接受程度也是大可存疑。这样的网络生存状态下，他们往往会不那么关注“政治正确”，而常常直接转发或者加工，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较好的人群条件。

还有一个网络治理的博弈风险，并不为人所知，但也可以提出来供大家探讨。城市网络传播的便利，必然会带来网络监管的加码。作为网络治理术，有关主管部门会倾向于将假新闻、虚假信息等风险水平较低的负面信息直接认定为风险权重较大的谣言，以话语的上纲上线来彰显治理的重视程度和严厉程度。这种话语的升级，本身就是一种网络的治理术，但是这本身就导致更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被认定谣言，就常常成为新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后果就是导致谣言的泛滥，成为舆情时代的次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