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弑母案虽是一个极端案例，却暴露出了“未成年犯缺乏应有的矫正措施”的普遍问题；而正是由于这一案件的性质极其恶劣，也让这个问题显得如此严重而急迫。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可以读懂学生和家长的“恐惧”，对吴某的案件重新审视，对其是否可以重返社会进行准确评估，如有必要，“特事特办”启动收容教养。而司法行政机关也应该加速社区矫正的推进步伐，以平复“收容教养”空转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新京报《新京报评弑母少年重返学校:就这样“放任不管”？》

麻烦在于，即便有关部门和家长认为工读学校是他合适的归宿，当地也未必有这种学校，而跨地域入读则有不小障碍。这提醒我们思考：随着低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增多，如何在保障他们权益的前提下做好防卫社会工作？收容教养制度是否应该被“激活”？工读学校设置能否满足需求？还能否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对12岁的他来说，在工读学校接受一段矫治、教育，经过专业评估，如果认为没有危险性，可以转回普通学校，但就目前看，工读学校似应是其“最好”的去处——对社会对他本人都好。——检察日报《12岁弑母男孩，哪里是其“最好”去处》

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有人认为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像吴某康弑母这样的恶性案件,就应该对他予以惩处,甚至判刑,这样的言论显得太过激。按照现行法律,吴某康不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按照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收容教养的,应当从严控制”。对于吴某康,对他进行收容教养,并不是为了对他进行严厉惩罚,而是对他的拯救。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学校难容他,只有进行收容教养,可能才是他的最好“出路”。——法制日报《救赎犯罪少年得靠法治》

12岁弑母案当事人不能简单地说放就放，不论是交给家长监管，还是必要时的收容教养，应该如何对已经脱离正常人生轨道的未成年人做有效的干预和矫正？家长监管该怎么监管，收容教养又该如何教养，才是需要全社会在热点新闻之后持续不断深入讨论的真问题。现有刑事责任年龄未变情况下，对14岁以下严重恶性犯罪当事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科学地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无论是家庭监管还是收容教养，都应当有专业团队、专门组织全程参与，以设计、跟进和评估个案当事人的后期矫正状况。社会建设不是简单说说，只有在极端个案中或许才可以部分理解其中甘苦。——南方日报《12岁少年弑母获释，后续处置应求周全》

必须强调，在校园霸凌事件和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断发生，刑罚难以有效规制的背景下，不能再让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流于形式了。相关部门理当重视起来并有所作为，尽快让作恶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落到实处，让那些学校老师难以管教、其他家长不敢让孩子与其同校学习的严重问题少年，受到应有的惩戒、矫正和教育。这样才能有效纾解公众的不安和焦虑情绪，也才是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有力的保护。——北京青年报《弑母少年重返校园为何让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