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

​一、突发事件凸显深度调查的重要性

​

​在公安通报后，较早出现的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成为很多人了解事态真相的参考文章。

​

​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网民和媒体都习惯于在朋友圈阅读和转发文章，而对于线下的真正现实生活缺乏参与的兴趣，迷恋网络流量景观，导致了网络情绪的大爆发和情绪传播的大流行，常常引爆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舆情。这就空前凸显了深度调查的重要性。

​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武汉疫情爆发期间还是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记者受制于各种宣传提示和纪律约束，未能抵达新闻现场，或者仅在外围打转，文章未能打动人心。真正的红利属于那些商业化媒体，此次《三联生活周刊》的关于四个自杀青年的深度调查，就引发读者的关注，并收获了敬意。

​

​二、他们困在“进不了、回不去”的心理牢笼

​

​我们会注意到，四个自杀的青年都是农村青年，都带着过上好日子的想法出来打工的。这种想法甚至不能说成是理想，因为这会拔高他们改善生活的本能而朴素的想法。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收入，有的收入还算不错，都用上了社交软件，接触到了现代生活。

​

​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接触到了现代生活，他们前进不了，不可能实现阶层的跃升；又回不去，或者回去了又接受不了原生家庭的贫困现实。这让他们困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精神上、道义上无从解脱。

​

​更可能的引爆压力的导火索是，在当下中美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国碰撞的压力传导到了社会的每个神经末梢，这种压力化作个体的生活切身痛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导致收入降低。原先脆弱的生活水平和人生尊严，再也难以维持了。

​

​多年前在一些小镇青年、中专院校学生、外来打工者等年轻人群体中出现大批的“杀马特”，曾经作为社会一景引起很大的关注，也有研究者进行了研究。此外，一些生活失意的人在网上相约自杀，也是一直都有的社会现象。不少“杀马特”从多年前的少年走到今天，生活处境或许并未改善太多，尤其是精神生活，可能更显逼仄，因为需要面对生活的真相，需要融入社会，赚钱养家，难免导致压力与日俱增。

​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34岁的刘志永，自杀的时候还染着红发。或许在精神上，他依然是杀马特。杀马特的打扮，是他这样的群体的无声的呐喊，是针对社会无视而进行的无声但也无力的抵抗，是他们吸引社会关注、体现存在感的唯一方式，但是常常也被认为冒犯了社会，呐喊自然也被忽视了。

​

​要防范的是，在今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工资的降低、劳资纠纷、人机关系的紧张等都可能加大生活失意者的精神压力，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些长大了的杀马特，理应受到关注。媒体的宣传可能产生渲染和感染效应，网信部门可能需要加大对类似现象的监测。

​

​三、自杀者是典型的中国式“边缘人”

​

​我们从这些自杀者的身上，能够看出中国式“边缘人”的一些特点。

​

​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这个概念出现后，各个国家文学诞生了不少典型形象，社会学研究也着重考察了这种人的特征等。

​

​上述几个自杀的年轻人具备了典型的“边缘人”的特征，就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者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由于性格或者心理问题不能融入新环境，被孤立或者自我孤立，从而成为他们原生环境和新环境直接徘徊的边缘人，遭遇了文化的、心理的排斥。本质上是被生活抛弃的人，最终自我放逐，自我抛弃。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下有无数的边缘人。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从家乡到异乡的迁徙者、城郊农村因为拆迁一夜暴富却陷入人生困惑的拆迁暴发户、因病因失业一夜返贫坠入底层的中产失意者、来到中国留学的非洲黑人留学生等。杀马特群体是中国最早曝光的边缘人群体。

​

​之所以称上面四个自杀的年轻人为中国式的“边缘人”，因为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中国特色的农村户籍制度，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阻碍，让他们难以真正成为城市人，享受到某种福利并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农村户籍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多人那里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这种户籍制度当然不是他们自杀的原因，但是无疑是导致他们成为边缘人的一个因素。

​

​四、防范“中等收入精神陷阱”

​

​我们当下还要防范一种“中等收入精神陷阱”。

​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接下来的十年，对于中国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中等收入精神陷阱”，尤其在未来十年，也将是中美加剧竞争的十年。美国多个政界名人都表示对于未来十年的极端看重，中国更是不容有失。

​

​中国几十年迅猛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不能否认，物质主义导致了国民精神文化内卷焦虑、社交时代个人原子化的主体性丧失，以及无数人失去故乡后的精神漂泊。

​

​由于整个社会都在爬坡，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负重前行，物质财富虽然大为增加，但是国民的精神是极度焦虑的。

​

​在社交时代，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绝大多数群众都成了网民，成为网络中一个个原子，只是流量世界的一个小水滴，这大大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失去了自我感知能力和历史社会中的精神定位能力。

​

​由于拆迁、农民上楼和离乡打工，无数人失去了家乡，再也回不去，城市里面的生活又充满加班和心理高压，导致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漂泊。

​

​五、如何改善上述这种社会现象？

​

​除了继续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两会以来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希望各地将这种边缘人纳入调查关心的范围。此外，中央决定组建社会工作部，无疑也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解决，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当然，最重要的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就业率，减轻年轻人的就业痛苦指数。就业难，已经成为击中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痛点的一个突出难题，影响了他们的群体情绪，也影响了网络舆情的爆发频度和烈度。

​

​可以说，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是抓住了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发展经济的牛鼻子，还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毕竟，民营经济的“56789”（中国的GDP里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密码”。

​

​作者简介：燕志华 博士